山西一村庄扫帚背后的故事 "病村"扫成"健康村"

　　半个世纪以来，东四义人挥动扫帚，把一个“穷村”、“病村”、“瘟疫村”，扫成了“小康村”、“健康村”、“城镇化新农村”。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7岁提高到76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爱国卫生运动5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东四义，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

　　东四义村靠扫帚起家，靠扫帚扬名。村里至今流传着很多顺口溜：“一天不扫不显眼，三天不扫很明显”、“小扫天天有，大扫三六九”、“早起十分钟，扫完再上工”、“自扫门前地，自栽门前树，自铺门前路”，全村用过的扫帚足够拉50节火车皮。解放前，这里是“不扫不讲究”，解放后是“穷扫穷讲究”，改革开放后是“富扫富讲究”，如今是“会扫会讲究”。可以说，一把扫帚扫出新天地。

　　村党支部书记田真炉告诉记者：“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个别人做到容易，人人做到难；一时做到容易，几十年下来难。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靠的是毛主席亲笔题词的那面红旗。”

　　那面红旗，是“镇村之宝”，也是全村人的精神支柱。1952年12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东四义被评为全国十个卫生模范村之一。消息传来，老村支书刘克明兴奋得彻夜不眠。第二天，他骑着骡子，冒雪走太行，辗转到北京。他从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奖旗，上有毛主席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毛主席的题词，东四义人理解最深。

　　解放前，东四义村破败不堪，垃圾遍地，蚊蝇满天。村南有一条臭水沟，蜿蜒300多米，一块石头扔进去，成千上万只大蚊子扑面而来，遮天盖地。据《村志》记载：1943年前后，东四义发生了旱灾、蝗灾，伤寒、疟疾流行，全村死绝60户，共计360余人。1943年底，东四义几乎人人染上一种怪病，土话叫“疙痨”。先是胯间奇痒难忍，随后染遍全身，越痒越抓，越抓越烂。所以，东四义长期流行一首哀歌：“槐花开，麦根烂，大人小孩遭魔难。”这个“魔”，就是不讲卫生孳生的病魔。周围村庄的人把东四义称为“瘟疫村”，避而远之。

　　不讲卫生，疾病缠身。搞卫生，是生存的需要，健康的需要。1951年，东四义开始了一场以“四净”(家净、院净、街道净、个人净)、“五灭”(灭臭虫、蚊子、老鼠、苍蝇、跳蚤)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家里干净了扫院子，院里干净了扫街道，地上干净了刷墙壁。村民们每天把打扫当成梳头洗脸一样，一天不扫就好像啥事没做一样。很快，东四义村就在全国“扫”出了名气。50多年来，“打扫”成了一种割舍不掉的传统。

　　从1982年始，东四义人延伸了“打扫”的内涵，开展了大规模的改水、改厕、改圈等运动。新建了自来水塔，铺设了3000米地下水管，全村吃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厕所历经了一代又一代的改良，从加盖式、斜坡式、双瓮漏斗式到冲水马桶，现在的农民新居和城市一样，卫生洁具都讲品牌。家禽家畜全部圈养，鸡棚有纱窗，兔窝有竹帘，没蚊蝇，没臭味。连猪住的都是三层阁楼，吃、住、拉分家，既科学又实用。

　　如今，东四义人有了环保新概念。村里建起了专业清洁队，每天扫两遍，卫生监督员随时巡视。生活垃圾定点回收，集中填埋处理，填满了覆盖土壤，植树造林。生活污水也有专门的管道，经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江河。

　　牙不刷，脚也不洗，躺下就睡觉，咱们村的人都受不了

　　张春旺是东四义村的“大秀才”，曾担任村文化站站长，如今退休在家。他的家里很讲究，进门还得换拖鞋。

　　谈起卫生观念的变化，他的感慨很多：“东四义人讲卫生，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有的亲戚来家里，牙不刷，脚也不洗，躺下就睡觉，咱们村的人都受不了。这就是卫生观念的差距！邻村人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你们穷打扫，还能顶饭吃、顶衣穿？我觉得，讲卫生是向文明进化，再退回去不可能了。比如在非典时期，全村人都很坦然，为什么？干干净净，瘟疫不来。最关键的是，人活出了滋味，活出了尊严。”

　　64岁的陈元成告诉记者，村里人都爱干净，到外村住宿很不习惯。有一年，他去邻村看望女儿，在她家里住了一宿就赶紧回来了。老伴问为什么，他说：“环境太脏，苍蝇蚊子多，受不了，还是咱村舒坦。”

　　地上的垃圾易扫，观念中的“垃圾”难除。东四义人卫生观念的变化，也曾经历了一次次碰撞和交锋。

　　解放初期，东四义村疾病肆虐，迷信盛行，光神汉、巫婆就有六七个。很多村民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烧香胜过讲卫生，拜佛可以不得病”。那时，农民不相信小小的蚊子能置人于死地，也不知道细菌是什么，所以，谁也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愚昧和陋习严重制约着文明的诞生。

　　当年，有位村民叫张义和，他家从来不打扫，也不拆洗被褥。村干部看到，他吃过饭的锅碗瓢盆洗也不洗，就摆在积满煤灰的灶台上，绿头苍蝇嗡嗡叫。有一次，他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别人要给他请医生，他却说：“命运命运，老天注定，今儿唤你，不等五更。”他做好了棺材，放在院中，就等阎王召唤。于是，村干部进驻他家，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垃圾清出30多担，洗被褥的脏水足可浇半亩菜地。很快，张义和家就窗明几净，焕然一新，他的心情也好多了。村干部为他请来了医生，打针服药数天后，他竟然起死回生。从此以后，他成了“讲卫生迷”，村里每次搞评比，他都名列前茅。

　　还有一位村民叫李福春，他家的卫生状况和张义和不差上下。不同的是，他胆子更大，敢吃病死的猪肉、羊肉。他和妻子身体都很差，四五十岁仍未生育孩子，活得一点信心也没有。村干部在他家里饱闻了几天臭气，把里里外外扫个遍，死猪肉也埋到了荒郊。村干部教给他科学的饮食方法，使他有了卫生保健意识。说来也神，一年后，40多岁的妻子竟然有了身孕，夫妻俩乐得一颠一颠的。

　　奄奄一息的人变得春风满面，最脏的变成最净的，村干部抓住这两个典型，给全村人鼓劲。于是，村民们都懂得了一个道理：讲卫生，不得病。不少人还学会了一句时髦话：科学呀，就是科学！很多老人幡然醒悟，把香炉做了花盆，把香筒做了痰盂。

　　70岁的贺广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每天都打扫几遍，抹了门窗抹大梁，灶台的砖亮得能照见人影，连瓶瓶罐罐都要排成队。到后来，村里再也看不见杂草、垃圾、粪堆，炕头再也找不出跳蚤、臭虫，粮仓灶房再也听不见老鼠叫。”

　　针对村民患牙病多的情况，村医提出了普及刷牙的建议，村干部立刻组织推广。几年后，村民的牙白了，牙病少了，吃饭香了。记者见到一位老村民，他风趣地说：“过去，成年累月在地里死受，别说洗澡刷牙，晚上泥脚不洗就钻了被窝。爱国卫生运动一搞，连嘴都要一天洗两次。现在一嘴好牙，还真亏了年轻时的好习惯！”

　　在东四义村的展览室里，记者看到一幅拍摄于1976年的老照片，画面上两名可爱的儿童在洗手，一名叫张小丽，一名叫刘小亮。

　　31年后的今天，记者见到了当年的幼儿园阿姨张海棠。她说，当年自己只有20岁，2005年才退休。早在1958年，村里就办了免费幼儿园。刚开始，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去，说老人带着最放心。后来，有人发现：幼儿园的孩子既干净，又规矩。于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就多了。当时，她编了很多儿歌，教育孩子们勤刷牙、勤洗手、勤剪指甲，从小养成卫生习惯。有位6岁的小朋友叫梁利军，到外村的姥姥家串门，晚上迟迟不肯睡，姥姥催了几遍，他死活不上床。问他为什么，他说：还没洗脚呢。于是，姥姥只好烧热水让他洗了脚，孩子才去睡觉。

　　记者又走访了照片上的小女孩张小丽。当年，她拍照片时只有6岁。如今已为人母的她又把讲卫生的习惯传授给自己的孩子。

　　每天从地里回来，池子里泡一泡，身上干净，心情也舒畅

　　范腊福是现任村委会副主任，今年54岁。有一张老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他孩童时洗澡的情景。20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每周带他泡一次澡，给他搓背洗身。如今，他继承了这一传统，经常带着孙子去洗澡(下右图)。尽管家里也装了热水器洗澡，但他还是觉得大澡池宽敞，洗得痛快，而孩子们也喜欢来耍水。

　　1952年春，为了解决村民的洗澡问题，村里决定修建澡堂。他们烧了一窑石灰，然后和胶泥掺和在一起，请来瓦工泥匠，很快便建成了一个大池子。可是，没有人敢进去洗。因为，清水变成了石灰水，皮肤受不了。眼看澡堂成了摆设，村干部心急如焚。有人听说“洋灰”能解决问题，可谁也不知道“洋灰”为何物。后来，时任村支书的杨荣光到天津开会，终于打听到了哪里卖“洋灰(水泥)”。于是，他用所剩不多的钱买下50斤“洋灰”，宝贝似的背回了东四义村。“洋灰”有了，可没人会用。也巧，村里刚好有人在西安干过 “洋灰活”，总算把池子砌好了。当时，每天凌晨两三点，工作人员就用水车去拉井水，架着一口烧煤的大铁锅，8点以后才能烧热一池子水。

　　山西自古缺水，让农民洗澡，堪称卫生观念的一场革命。刚开始，动员谁，谁不来。尤其是妇女，一听光着身子下池子，吓得直往后躲。没办法，妇委会主任只好亲自带头下水。渐渐地，妇女不再觉得洗澡是“丑事”了。

　　“那时候池子小，大家按生产队轮流洗。今天这个队洗，明天那个队洗；男的洗10天，女的洗10天。开始没人来，后来抢着洗。”范腊福说。20世纪70年代，澡堂经过翻修，改用锅炉烧水，但还是一个池子，男的洗了女的洗。

　　1982年，村里修建了第二代澡堂。男女分池，并且有了大池、盆浴、淋浴等形式可供选择。于是，洗澡更成了时尚。“你看，进澡堂的10个里面8个是女的，不是男的不讲究，而是女的太讲究。”范腊福说。

　　1998年，第三代澡堂诞生了，取名“舒心池”。新澡堂增加了单间，还有桑拿、搓背、美容等项目，软件硬件都有进步。在浴室里，记者见到60岁的村民侯盆，他满面红光地告诉记者：“干上一天农活，身上都是汗。每天从地里回来，池子里泡一泡，身上干净，心情也舒畅！”

　　吃的好了，出力少了，病也多了。人要是七老八十不生病，那该有多好

　　来到东四义村卫生所，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早已告别了“老三件”时代，有透视室、化验室、诊断室、手术室等12个科室。村里的妇女们衣着时髦，正在进行免费妇科普查。

　　妇女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最明显标志。据《村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妇科病十分普遍。当时，为了让妇女使用月经带，干部整天讲妇科病的危害。村民没钱买，干部就从办公经费里挤出一点钱，免费发放。结果，干部上面讲，妇女下面笑，月经带就是没人用。于是，干部们就让自己的家属带头用，这样才逐渐推开。今天，这些陈年往事，早已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

　　据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村里条件简陋，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时要坐谷草，垫炉灰渣，产后喝稀米汤，百日内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1951年，村里只有一个私人坐堂医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半的妇女在家里生孩子。如今，住院分娩率达到100%，儿童计划免疫无一遗漏。

　　有村民说：“过去，人到七十古来稀，人到六十就弯腰驼背不下地。”而今，70岁人很硬朗，80岁以上的10多个，最大的老人92岁。

　　段晋国曾是20世纪70年代的“赤脚医生”，如今自己开诊所。他说，那时，村医每年采集草药3000多斤，自制各种膏、丹、丸、散，并搜集了200多个土药方、验方汇编成册，发给村民，群防群治。例如，“三片姜，一根葱，能治感冒和伤风”；用二花、连翘、黄芩等中草药制成“流感散”，预防流感；用“三黄”(黄莲、黄芩、黄柏)加蒲公英，制成“消炎丸”，代替青霉素；用“冷敷疗法”治疗顽固性神经性皮炎；用狼毒加大枣的偏方，治疗淋巴结核和骨结核。很多土方法价廉灵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记者见到村卫生所所长侯瑞生时，他正忙着整理全村30多年的健康档案。一本本发黄的档案，记录着全村的健康史。如今，这些资料将全部进入电脑管理。

　　侯瑞生大专毕业，从医35年。村卫生室共有8名医务人员，都拿工资。他告诉记者：过去，老百姓最怕得大病。在旧的农村合作医疗时代，每人每年交4元，看病吃药全免费。由于资金盘子小，保障水平低。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推行，每人每年交10元，住院最高报销1万元。农民说：不管政策有多少，合作医疗最是好。到2006年，参合率达到95%，没参加都是外出打工和上大学的。目前，全村780户2600口人，两年一次免费体检。其中，60岁以上老人和婴幼儿，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目前，村民人人都有健康档案，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没有发生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吃的好了，出力少了，病也多了。人要是七老八十不生病，那该有多好。”这是70岁的贺广富的感慨。他患高血压多年，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到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花了6万多元。不久前，老伴又得了脑中风，至今偏瘫，一刻也离不开人。他的大儿子才42岁，就得了糖尿病。

　　侯瑞生说，在农村，营养不良病、传染病正在消失，而“富贵病”越来越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成为“健康杀手”。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他们注重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每年农闲时节，就请外面的专家教授，来给村民做健康教育讲座。村民希望，不仅要活得长了，还要活得好，不生病。而对于这样的期望值，村医们似乎还没有好的对策。

　　讲卫生不是穷讲究，如果仅靠穷讲究，最终只能吃苦头

　　有人问：过去山西有不少“卫生村”，后来都昙花一现消失了，东四义村为什么“红旗不倒”？

　　东四义村党支部书记田真炉说：50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没停步。如果仅靠“穷讲究”，最终只能吃苦头。只有经济实力强大了，才能“反哺卫生”。而村民有了卫生习惯，健康水平就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是全国卫生模范村；80年代，率先跨入全省首批小康村；90年代，成为宽裕型小康村；到今天，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靠的是紧紧扭住爱国卫生这条主线，推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以卫生保健康，以健康促发展，以发展构和谐。

　　东四义人的梦想是“四化四户”：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经济多元化；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家家都是小康户、没有一个违法户、家家都是文明户。

　　但是，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老支书也有很多新困惑、新难题、新思考——

　　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目前，村办企业有8个，主要是煤矿、水泥厂等资源消耗型产业。煤是不可再生资源，总有挖完的时候；水泥是高耗能产业，总有被淘汰的时候。子孙后代的饭碗，不能永远搁在“黑色产业”上。于是，村民把目光落在了龙王山上。“靠山吃山，靠山养山”，人与自然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全村投资3000余万元，已经把3000亩荒山建成“生态山”，山脚绿树成荫，山腰果树飘香，人均绿地面积50平方米。这是一个“绿色银行”，一棵树每天“长”100元。如今，周围很多城市人都来体验生态游、吃农家饭。为此，村里提出新战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农户带基地，以旅游创品牌，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这是子孙后代的“饭碗”。

　　如何培养新农民？没有新农民，新农村就是一个口号。但是，让农民告别旧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并非一件易事。村里修公园，搞绿化，就是想用环境来教育农民，让他们享受现代生活，树立健康观念。田真炉说：“卫生是文明的底线，一个不讲卫生的人，怎么会是文明人？但是，光搞好卫生，也不是文明人。只有外在环境与内外修养结合起来，才是新农民。”

　　如何培养“乡土人才”？东四义村1/3的财力，投在教育文化上。近5年，全村先后走出中专生102名，专科生63名，本科生35名，硕士研究生4名。可是，人才远走高飞，几乎没有回来的。如果没有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科技兴村、人才兴村就是一句空话。

　　经济成分如何多元化？过去，村里的口号是“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央提出“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很显然，“没有暴发户”这个观念不合时宜了。目前，村里以集体经济为主，民营企业还是短腿。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东四义村和其他农村一样，依然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有的已经有了答案，有的正在破解，有的还是一个问号……

　　这就是东四义村，一个不像城市、不像农村的地方，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本站编辑：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