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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两会医药界代表委员准备以联署的方式提交《关于对国家药品价格管理政策的建议》(下称《药价建议》)，呼吁尽快改革现有医药价格管理政策的时刻，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第27次降价令。
3月7日，国家发改委再度将降价大棒挥向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的最高零售限价平均被降低21%，3月28日执行。
国家发改委称此轮降价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不过，单纯降药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业内专家指出，因为药品质量涉及人命，药价虚低比虚高更可怕。
简单降价将催生“气球效应”
3月4日，一场立意为“声音·责任”的2011年医药行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在国家发改委出台降价令的前夕召开。该座谈会由国内20家协会联合举办，来自医药界的近40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会。
该座谈会上一企业直指，当前单纯降低药品价格的举措不能解决看病贵问题，并认为，药品价格的控制将可能导致“气球效应”。
所谓“气球效应”，就是借“将气球的一部分捏紧时，气球的另一部分就会自然地膨胀起来”的现象，寓意单纯降低药品价格，反而将导致“大处方”和“大检查”。
据了解，自1997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连续20多次对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药品进行了降价，但实际上不管是门诊病人还是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却逐年增长。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药品费并非由一种药品的价格决定，而是由药品价格、用药量、用药组成等因素决定。经过持续的调价，药品价格虽降低了，但由于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增大了用药剂量，多开“大处方”，其结果还是导致人均药费偏高。
上述企业援引一项研究数据指出，药品价格对药品费用的影响仅占20%，而用药数量和用药种类对药品费用的影响则各占40%。
此外，在人均药费偏高背后，一组数据也被认为是“气球效应”的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有统计显示，门诊和住院病人药品费用占整个医治疗程费用比例从1990年到2006年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药品所占整个医疗费用比例下降，即表明医院在通过增加检查费来弥补收入。而其结果则是整个医疗费急剧增加，患者负担加重。
“价格虚低比虚高更危险”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东晨在出席前述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时，更是直指医改制造了药价虚低，“药品价格虚低比价格虚高更危险”。
蔡东晨认为，药品首先须保证它的安全有效。靠低价取得的药品，安全、有效两个目的很难达到。价格虚低的危险，一是将造成药品长期发展不可持续，二是将造成更大的质量问题。
据蔡东晨介绍，1.0g规格注射用头孢曲松安徽中标价已低至1 .25元，山东则更低，仅为1.22元。而该药品的原料现价一公斤就需1000元左右，正常分装一瓶应该是1.1克，即需1.1元。若算上包装和标签的费用，实际成本早已经超过1.2元。
一项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单位牵头的药品价格调研，近期出炉的中期结果则显示：在目前市场政策环境下，“药品价格虚高型”和“药品价格虚低型”两类医药企业的发展反而相对较好。
据了解，药品价格虚高型企业的特征是：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可以给医生、医疗机构、招标采购部门等相关环节高额回扣。其产品主要销售在二级甲等以上的医疗机构。因受益于过度用药和不合理用药，这类企业往往能赢得可观的市场份额与效益。
另一类药品价格虚低型企业的特征则是，其药品报价之低，低到其他药企无法与之进行价格竞争的地步，其产品主要销售在基层市场。该类企业的消费对象多为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底层百姓，即使产品有质量隐患，对患者造成伤害，这类消费者大多也基本无力甚至无法申诉。
而与上述两类企业的境遇完全相反的是，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质量标准等相关政策的规范企业，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发展越发艰难。
“不断地限价，不断地通过招标降价，这种局面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逼良为娼，降低药品投料标准，降低药品质量标准；要么就是主动放弃、退出。”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斌如是说。
价格管理政策改革呼声再起
依照国家发改委的计划，此次降价方案公布后，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药品价格还将按照既定工作计划分期、分批降价。
不过，与会的两会代表委员却普遍认为，对于药品降价问题，决策部门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国家应该完善最高零售价管理政策，尽快取消加价率管制政策，并改革药品招标制度中药品价格管理政策。
上述经医药界代表委员联署的《药价建议》指出，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低价药品绝对数量，远远多于价格虚高的药品数量。造成国内药品市场上低价药品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医疗机构及医生不愿意使用低价药，从而使得低价药物没有市场需求。
因此，降低药品费用的关键不是控制药价，而是如何诱导医生合理用药。只有医生合理用药，医疗机构才能合理买药，医药商业公司才能合理卖药，医药企业才能合理造药，药价虚高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药价建议》还指出，目前，一个竞争性的药品生产和供应体系已经在国内形成，中国医药工商行业之所以没有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是因为作为药品需求者的医疗机构缺乏“汰劣择优”的激励机制。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执行的“药品购销加价率管制”，已成为导致医院倾向于购销高价药品的重要原因。
● 影响药品费用的因素
一项研究显示，用药数量和用药种类对药品费用的影响，远比药价本身大。
即单个药价低了，但医生多开几种药，加大剂量，结果还是药费偏高。
药品价格20%
用药数量40%
用药种类40%
编后语
企业说造成国内药品市场上低价药品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医疗机构不愿意用，忙着进高价药填补收入；而医院则认为，是利润太低企业不愿意生产，导致有些廉价老药无影无踪。
“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吡喹酮在我们医院已经断货了，还有白喉抗毒素，我通过各种关系努力调货，也只弄来2人份，这很可能会耽误到病人的治疗。”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尹炽标近日在与记者交谈时透露。
他表示，造成这些廉价经典老药“消失”的原因，是利润太低，企业不愿意生产“吡喹酮才几分钱一粒，哪有钱赚？”
其实，无论是企业不愿意生产，还是医院不愿意用，都是真实存在的情况。而二十多次降药价之后，患者的整体医疗费用还是没有明显下降也是客观现象———这反映出目前药品价格政策患病不轻，而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你降你的，我做我的。
而归根到底，对医院的补偿和约束机制这一源头问题落实不了，单纯地一降再降药价和呼吁医院、医生有高浓度的道德血液，都是白搭。
（编辑：张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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