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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下调 消费者缘何不敏感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出通知，决定从10月8日起调整部分抗肿瘤、免疫和血液系统类等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共涉及95个品种、2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7%。据悉，这次价格调整方案是在开展成本价格调查、专家评审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涉及的抗肿瘤、免疫和血液系统类等药品费用高，对患者影响大，降低价格可以有效减轻患者负担。
在笔者记忆中，这样的药品降价好像不下几十次了吧。从刚开始的欣喜、欢呼，到后来的怀疑、不解，现在，恐怕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重大利好”已经不怎么“感冒”了。因为，药品降价的利好，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贪污”了。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降价死”。所以，当我留意几大门户网站的网友跟帖时发现，不仅没有对药品降价表现赞同，反而几乎是清一色的质疑，大都认为药品降价普通公众根本得不到实惠，这也就不奇怪了。
近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一直不断向前推进，有关部门对医疗体制改革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但围绕药价的各方博弈，使得“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成为多方诟病的罪魁祸首。剑指“以药养医”的努力早就开始试点了，但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每次大幅度降低某些药品价格，医院就会少开甚至不开这些降价药，转而去开其它的高价药。于是，非正常的“倒逼机制”自动生成：当药品被降价后，药品代理商会逼着制药企业生产其它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药品；而厂家觉得药品利润接近“底线”后，也会自动地以不同剂型、不同包装，但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同类药品取代降价药。据媒体报道，罗红霉素有40个名字，头孢三嗪有30个名字，抗菌药氧氟沙星的名字达52个之多……花花绿绿的“一药多名”让患者无所适从，也根本体味不到药品降价后带来的好处。
很显然，发改委不能仅仅发一纸降价令便撒手不管了。这种“一降了之”的行为，已经不能对消费者形成实际利好，需要出台配套措施。
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思考。
其一，我国每年新批的新药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换汤不换药”的新药？这种所谓新药是如何获批的？有没有不规范的地方？必须把好“新药”的批号关。否则，降价令越多，便会逼出更多的报批“新药”，产生更多的腐败！
其二，一些医院暗中鼓励医生开大处方，开贵药，从而于中牟利。对此，发改委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有没有罚到肉痛的真查严处？只有釜底抽薪，严格监管，才能真正让降价令产生效果，让消费者获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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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价：反使暴利合法化
为了平抑药价，国家给2000多种药品制定了相应的最高指导价格。但由于某些原因，这一指导价的定价并不准确，往往比药品的生产成本高出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等于在客观上为“中间环节”留出了充足的利润空间。于是，在当今的市场上，价格还是那个价格，营销模式也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但最高指导价却反而成为了各大医院的定价指南，使药品的高利润变得更加合法化。
从另一方面讲，最高指导价也没有对药品零售企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约束。在我国特有的医药市场中，医院这一出口垄断着所有药品销售终端总量的90%左右，而剩下10%的市场，则由十几万家零售企业进行瓜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零售药店的定价本就比最高指导价低，有些平价药店的价格更是至少低于指导价3成以上。可见，指导价对平抑药价、防止价格失控的作用也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降价令后：被降药品“换脸”重来
从1998年至今，国家发改委先后对药品发出17次“降价令”，每次降价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XX种药品降价XX”的报道屡见报端。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几乎所有药品一旦进入降价名单，便立即从市场上消失，价格虽降，百姓却无福消受。
其实降价的药品并未消失，而是回到药厂进行了一次“变脸”手术，换个名字、申报成新药，又重新回到了市场。据统计，仅2004年1年，药监局便受理了10009种新药报批，同期美国药监局同期受理新药报批数量仅148种。而这10009例“新药申请”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新药即新化学实体，绝大部分是中国药典中已有的药物，仅是对剂量、给药途径或用法方面做了一定的变更。按国际惯例，新药审批的时间一般在6到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我国出于特事特办的原则创立了药品审批的“绿色通道”，“新药”只要驶上这条“绿色通道”，只需1年左右时间就可完成审批。经过一圈周折，药价并没有降低，而期间发生的“变脸”费用、报批新药公关费用等“成本”，则还是变本加利地平摊到每位患者头上。
集中招标：药企公关无孔不入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2000年起在我国药品流通体制中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通过组织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对医院药品采购进行投标的方式，来规范药品采购行为，纠正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从而达到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的目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现象，使这项改革的收效大打折扣。一是生产或经营企业对招标的组织者“做工作、搞公关”，从而形成高价中标；二是某些企业盲目抢标，将价格压得非常低，待仔细核算发现中标价格低于成本或利润过少后，采用“变脸”的方式，使中标药品消失。
曾多次作为药品经营企业管理者参与投标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目前的集中招标尚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进行集中招标的目的就是要绕开中间环节，但现在的招标会却允许经营企业参与投标，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此外，张先生还表示，目前招标会的组织和服务工作还有待完善，他所代表的企业曾先后多次计划在投标上做出大动作，但却发现找不到任何一个组织单位进行相关咨询，最终只好作罢，“这样的服务无异于将许多有实力的企业拒之门外，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企业参与投标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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