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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目前的阿里健康呈现了三个悖论：
悖论一 患者希望用互联网提升求医用药体验，但向医院“要处方”本身就是极差的体验。
悖论二 试点核心是用价格刺激市场，倒逼医药分家，撬动医院利益。但为了吸引药店和患者参与，企业得先与医院对接。
悖论三 国家政策出台前需要地方敢于先行先试，但地方政府试点又等着国家政策指导。
2014年12月初，阿里健康App正式公测，试点地选在河北省会石家庄。阿里健康首席运营官张守川预测，12月底阿里健康App的注册用户将超过50万。
然而，来自南方的热情很快遭遇了北方的冷空气。阿里健康向石家庄试点药店承诺的“海、陆、空一体化强势宣传”并未出现。在医疗类App中，阿里健康在苹果商店的下载量甚至没能排进前150名。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阿里健康河北地区负责人黄建良，得到的答复是：“近期只想把前段遇到的问题都解决，等有成就，再向外发布新消息。”阿里总部公关部负责人也说还不到接受采访的时候。
以阿里健康为代表的众多试图撬动医药市场的互联网企业，究竟遭遇了什么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两赴石家庄，试图从监管部门、医院、药店、患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中寻找答案。
患者体验还靠医院
按照最初的设想，只要医生在电脑上输入处方，就会在患者的阿里健康App上同步显示。与此同时全国上万家连锁药店、诊所的电脑屏幕也收到处方，竞相报价。患者根据报价、网评和距离做出选择，可以用医保在线支付，也可以要求送药上门。
不过，设想和用户体验是两码事。在石家庄试点期间，处方还需要患者自行获取，并拍照上传。
“我们不能手写处方，因为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我们也不能打印处方，因为没有打印机。”来自保定的患者潘杨向石家庄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索要处方时，得到这样的吊诡答复。
南方周末记者在石家庄多家医院采访发现，大多数医院因为“系统原因”，只有缴费后才能从药房打印处方。想要医生手写处方，“要和大夫好好商量”。
潘杨为了要处方，又去了另一家医院。求告了半天，医生勉强在其他患者用过的旧处方上写好药名，于是29岁的潘杨拿着一张患者年龄为70岁的处方走出医院。
之后就相对顺畅了。潘杨将这张“违规的处方”上传到App，不到五分钟，附近十几家药店相继竞价，她轻点手机屏幕，选中一间药店下单。最终同样的处方药，支付的药费比医院低20%。
“阿里的目的就是给患者足够的好处，让他们去找医院拼命要处方。”试点企业新兴药房总裁郭生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悖论也因此出现了——患者希望用App提升求医用药体验，但“要处方”的过程本身就是个极差的体验。
药店拒绝被颠覆
在地方政府、医院、患者等相关各方中，药店算是拥抱互联网最积极的一方。
中康资讯发布的《中国医药行业六大终端用药市场分析蓝皮书》（2013—2014）显示，2014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大约1.3万亿元，其中80%以上的药品销售渠道在医院，零售药店占16%，网售药品只占1%。
更重要的是，县域等级医院和城市基层医院的药品销售保持着每年20%以上的增速，而零售药房的增速已经降到10%以下。
因此摆在零售店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被医院进一步挤占，要么被互联网售药颠覆，要么携手互联网去颠覆医院渠道。
郭生荣给新兴药房180多家门店都装了wifi，要求员工全部使用智能手机，还开通了支付宝。不为赚钱，只为“在传统零售业将死的时候，有所准备”。不过，郭生荣记得，当阿里健康抛出橄榄枝时，老百姓大药房的谢子龙、海王星辰的张福祥等业界大佬谁也不肯走出第一步。
最终石家庄只有国药乐仁堂、神威、新兴三家连锁药店成为阿里健康App网售试点。
让药店热血沸腾的是阿里健康提出的宏伟设想：通过巨额补贴，用低药价刺激消费者，使消费者“自觉”将医院处方带向市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支付宝初现时，马云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为了“要处方”，阿里健康要求试点药店按照原价的80%售药，并实行“买30元返20元”活动，由阿里给药店相应金钱补贴。
“什么处方都可以，就算从北京拿来的处方，我们也能卖。”新兴药房某分店店长董芳说，许多客户甚至就自己写一个纸条，“为的就是拿阿里的补贴嘛。”
2014年12月10日开始，阿里健康将补贴政策改为“满30返10元”后，董芳发现下单顾客明显减少。
对患者来说，在补贴减少的情况下，能否像在医院一样使用医保统筹账户非常重要。但董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石家庄还没有药店开通这个服务。
处方电子化和医保衔接尚未实施，“海陆空”式的宣传不见踪影，补贴又再次降低……公测一个月以来，阿里健康App的推广远低于试点药店的预期，没有显示出当初“倒逼”银行和出租车市场的大手笔。
“如果阿里不投了，我们这一次试点就吃饱饭撑了，属于浪费时间。”神威药房总经理万海龙说。
于是，阿里健康又陷入了第二个悖论——试点的核心在于用价格刺激市场，反向推动医药分家。但为了吸引药店和患者参与，阿里得先与政府、医院对接，解决处方社会化和医保问题。承诺的“倒逼”由此只能演变成“接触”。
医院停摆地方观望
无论是烧钱还是政策游说，这都是一个只有阿里等巨头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2014年7月河北省政府与阿里巴巴签订的“云上河北”一揽子协议，其中包含“智慧医疗”，直指处方社会化。这也是为什么阿里健康试点首选石家庄的主因。
2014年10月26日，河北省卫生厅以规划与信息处的名义下发文件，确定了5家处方电子化试点医院。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上述5家医院之后发现，两个多月以来，除河北省胸科医院和石家庄市妇产医院表示“即将签署合作协议”外，其余医院合作意向并不明朗。
高宪甫也多次强调，试点文件是省卫生厅以处室的名义发放，并非正式公文。早在和阿里健康合作之前，高宪甫就曾问对方：你们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政策支持？
高宪甫说，处方电子化会改变医疗技术规范和行医流程，还有待国家通过试点储备经验，“关键还是要有国家政策”。
这是阿里健康遭遇的第三个悖论——国家政策出台前需要在地方先行先试，现在地方试点又要等国家政策指导。
而各试点医院对处方社会化的共同担心则是：吃外面的药出了事，该谁负责？
“这纯粹是借口。”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认为，根据中国法律，医疗机构的责任在于药品使用，药品本身质量和医疗机构并无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医保衔接。
河北省卫生厅负责统筹新农合医保。高宪甫表示，按规定“社会药店暂未纳入我省新农合定点”。
而负责统筹城镇居民和城市职工的河北省人社厅方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只与阿里健康开过一次会，但“什么也没有聊出来”。
医生对于新产品的颠覆性也不太能理解。“如果医院不卖药，我看一个感冒应该收多少钱合适？大医院挂一个专家号只要十块钱，医生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我没法生存，病人到哪里看病？”石家庄市中西医结合诊所医生周新平的一连串问题代表了医生的担心。
记者从石家庄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阿里健康和第一医院的合作“已经停摆”，重启遥遥无期。
“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市场化的当下，医疗行业作为与政策密切相关的特殊行业仍存在堡垒，但政策影响不是搞封闭的借口。”在开始试点后不久，张守川曾对媒体说：“柏林墙总会倒塌。”
（注：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潘杨、董芳为化名。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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