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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药价的话题成为热点新闻。3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称，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患感冒，未发烧，一家三甲医院却给他开了3天注射用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计1200余元。他为此直接到该药厂“卧底”打探，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该药出厂价不到10元，而医院售价高达192元。
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称，“草根”药改行家卫柏兴把很多药品的零售价、出厂价比对清单在网站上公布，部分药品的价差令人咋舌，有不少药品的零售价是出厂价的七八倍。
药品价格虚高，广遭诟病久矣，也是难解的老问题。至于究竟有多“虚”，除了日常的切身体会外，人们只能通过媒体的关注来窥其一斑。在我国药品市场上，由于没有公开的确凿数据，哪怕一些行业内的专家也难厘清药价究竟有多少水分，这更成为百姓、行业外人士不甚了了的灰色地带。
如今药价虚高的话题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多数药企都表示并没有从虚高的药价中牟得暴利。近年来，尽管国家层面曾出台不少调控政策，如10余年间30多次“降价令”，但却似乎依然融化不了药价虚高的坚冰。
追根溯源，久治不愈的虚高药价，病根并非生产成本太高，而是中间环节食利者太多。一种药品，经几级销售商层层转手加价，加上部分医院从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药事委员到医生都从中揩一把油，最终形成了药价“出厂价格低、终端售价高”的极大反差，层层累加滚雪球一般的“黑色成本”最终由患者埋单。不久前，知名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高管曾自曝“在药价构成中公关等‘运营费用’最高竟达九成”即可窥见一斑。
其实，药价的虚高，不论是因“回扣”导致，还是因药品招投标政策被利益集团钻了空子，说到底本质上都是药品价格被“权力寻租”绑架，以致偏离了正常轨道。诚然，药价虚高既有制度上形成的原因，也有个体的原因。指望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降价已行不通。为此，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这意味着，药品价格将由市场来决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药品集中招标本身就近似某种区域垄断，在以药养医尚未破除的背景下，医院进谁的药、医生开谁的药，同样不存在充分的竞争基础，尤其是那些人满为患的大医院，哪个药企敢得罪？
“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的药企代表言论，或许存在矫情成分，但是“医生的利益空间没有了，谁来给你开药”确属实际顾虑。更进一步说，药品领域的招投标存在不够透明、缺乏监督的问题。在目前“阳光采购”整体上无法真正实现的情况下，指望药品招投标远离黑幕，非常困难。
诚然，医改一直在不断努力推进，但虚高的药价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医改成果、恶化了医患关系、加剧了医患矛盾，让民生“很受伤”。为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让人充满期待。2月28日，国务院也公布了《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
制度与良法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一方面，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持续推进医改，将药品招标采购真正置于阳光下，用法律手段监督药品采购行为，铲除“以药养商”和“以药养医”的土壤。同时，要想药价恢复正常，唯有在减少药品流通环节的同时，让患者在药价的形成机制中具备和药商、医方对等的话语权，以挤出各类权力从药价中获取回报的空间，这样才能挖掉药价虚高的根源。
另一方面，还要改进和完善药品定价管理机制。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药品的利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建立药品定价专家库和专家随机抽样制度，对药品研发、制造等过程的成本进行监督和评估。与此同时，还要实现医药分家，切断药品销售与医院、医生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医院可以有药房，但医院不能依赖于药品收入生存；医生开具处方，但靠自己的技术劳动体现价值；患者拿着医生的处方，可以到任何一家合法的药店取药。而大力发展药品电商网购和药企直营网店，打破地方性医药公司对于药品批发的区域性垄断格局，也是一个方向。
（作者系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食药监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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