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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药叶朋友说”为所有药业同行们整理了4条国内的药业药闻。
一、短缺药保供稳价近期工作：严查价格违法，约谈、阻断涨价势头，筛选涉税企业线索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垄断风险监测预警，依法严厉查处医药经销企业价格违法行为。国家医保局约谈相关企业，及时阻断相关药品的涨价势头。税务总局筛选部分医药企业涉税违法案源线索，部署开展检查，进一步规范医药领域税收秩序
5月16日，国家卫健委挂网通报《短缺药品保供稳价近期工作》，该通报显示，近阶段，国家和省级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会商联动机制加强协同，持续巩固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与分级应对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短缺药近期工作有三点，一是强化制度建设，推动信息监测协同；二是开展分类应对，防范药品短缺风险；三是加大执法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垄断风险监测预警，依法严厉查处医药经销企业价格违法行为。国家医保局约谈相关企业，及时阻断相关药品的涨价势头。税务总局筛选部分医药企业涉税违法案源线索，部署开展检查，进一步规范医药领域税收秩序。生态环境部落实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推进“执法+服务”的执法理念。
在各部门的针对短缺药监管协作机制上，此前已有成功案例。
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家中医药局配合跟进调度“三药三方”等重点品种生产供应情况。海关总署全力做好新冠治疗药物进口通关保障。商务部积极推动做好短缺药品流通保障工作。
2023年6月，国家药监局批准国产盐酸沙丙蝶呤片上市，该罕见病用药不再依赖进口。国家药监局持续推进短缺药品审评审批工作，及时采集短缺药品生产供应及停产报告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推动尼可刹米等原料药复产，目前首批尼可刹米原料药已产出。国家邮政局积极推动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支持邮政集团发挥网络优势开展医药配送服务。商务部指导各地完善药品流通应急保供企业队伍。
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查办远大医药与武汉汇海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等3件垄断案件，罚款金额3.9亿元，并充分发挥重大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召开药品行业反垄断行政指导会，起到“查处一案、震慑一批、规范一片”的效果。国家医保局针对醋酸氢化可的松片等药品涨价问题约谈相关企业，督促企业主动纠正不合理高价并保障供应。
国家邮政局支持邮政集团扩展医邮合作，以“邮政+”合作经营药店的方式，打造特色医药连锁零售新模式。海关总署持续做好药品进出口管理工作，进一步优化通关时效。
事实上，短缺药药品供应保障已经成为一项常态化的机制，相关政策可谓是接二连三。
国家积极推进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搭建并不断完善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形成国家、省、市（地）、县四级短缺药品监测和应对体系，推动部门间协同监测、信息共享，着力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国家卫健委牵头制定国家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包括地高辛口服溶液剂等儿童用药。会同国家药监局制定《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对于国内无注册上市、无企业生产或短时间无法恢复生产的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少量药品，由医疗机构申请，国家卫健委委组织论证并配合药监部门临时进口。
在挂网采购方面，国家医保局对符合国家和省级短缺药品清单中的品种，允许企业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自主报价、直接挂网，医疗机构自主采购；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药品，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无企业挂网或未列入本省份集中采购目录的，允许医疗机构自主备案采购。
2022年，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短缺药品和国家药品集采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工作，利用“短缺药品生产供应监测预警平台”“国家医药储备管理信息系统”对重点医疗药品生产供应、流通情况开展动态监测和分析预警，及时发现化解生产供应端短缺风险。
在对医院巡查制度上，短缺药也纳入了《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23-2026年度）》，作为巡查工作重点，其中就有重点巡查“是否开展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短缺药品管理、药品使用监测工作。”
2024年2月1日，国家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会商联动机制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重点和思路作出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作为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报告了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总体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分别报告了具体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国家联动机制各单位进行了交流讨论。
4月2日，在京召开的2024年全国药政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短缺药品会商联动机制”。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总目标，在完善国家药物政策、健全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提升基本药物制度化水平、强化短缺药品会商联动机制、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结果应用、加强特殊人群和特定疾病药品供应保障等方面，持续增强高质量药品供应与药学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聚力构建药品供应保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建成健康中国、奋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短缺药也纳入集采，由广州GPO牵头的27省集采联盟中选结果刚刚落地
2023年12月5日，广州交易集团发布通知，公布《易短缺和急抢救药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编号：GDYPLM202301）》，根据该采购文件显示，广州交易中心将开展易短缺和急抢救药品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有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27个省份组成联盟，18个临床必需易短缺类、急抢救类等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纳入集采。
2024年5月8日，福建省医保局发出《关于落实易短缺和急抢救药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福建将于5月16日挂网执行易短缺和急抢救药集采中选结果，采购周期原则上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福建执行的集采，是广州交易中心牵头开展的易短缺和急抢救药品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有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27个省份组成联盟，17个临床必需易短缺类、急抢救类等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纳入集采。
按福建《通知》，易短缺和急抢救药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计算，按照纳入集中带量采购的医疗机构上报的采购需求量确定。各公立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剩余用量可适量采购价格适宜的其他同通用名药品。
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二、行业观察丨危重孕产妇救治 一场评估“大考”将启
能力与体系兼顾
强化必备技能
“绿、黄、橙、红、紫”5种颜色，标记着孕产妇妊娠风险等级。
基于近30年的临床经验，北京市丰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北京丰台医院妇产科主任许洪梅指出，危重孕产妇并不完全集中于大型助产机构。实际上，各级助产机构都有可能接诊危重孕产妇，“孕产妇即使在整个孕期均被标记为‘绿色’，也可能在分娩中因病情急剧变化而进展为‘红色’，因此，提升危重孕产妇救治能力和水平是对各级助产机构的硬性要求”。
“危重孕产妇救治重在及时性和安全性。从《方案》中不难看出，此轮评估不局限于评估救治能力。”浙江省杭州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产科主任柴芸认为，救治能力和救治网络缺一不可，二者兼顾，才能显著提升危重孕产妇救治成功率。
柴芸道出了此轮评估的一大特点。根据《方案》，评估指标由工作成效、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构建运行、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建设管理3个方面28项指标构成，在强调救治能力的同时，也关注不同层级助产机构之间的衔接配合。
“这28项指标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它们历来是产科专业监测重点，从助产机构迎检角度来说，压力不大。”柴芸说，评估工作以数据信息评估（时间节点为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主，结合必要的现场评估，在信息化建设达标的省份，基本不会给助产机构造成额外负担。“以我所在医院为例，依托医院智慧医疗信息管理平台，评估所需数据直接提取、分析生成，在评估启动之前，就能先期开展一轮自评。”柴芸说。
细读《方案》，许洪梅同样感到颇为坦然。“近十年来，北京市妇幼健康系统一直对照更细化的指标定期开展模拟演练和疑难病例探讨，并通过复盘危重孕产妇救治经过，不断精进救治环节。此轮评估是对产科必备技能的一次强化。”许洪梅表示。
横纵资源联动
激活救治网络
很多助产机构希望借助此轮评估，进一步提升母婴安全保障能力。
“分析下来，在‘快速反应团队反应时间’这项指标上，我们仍有上升空间。”柴芸说，《方案》要求，危重孕产妇急救小组人员从呼叫到到位时间不超过10分钟。她所在的杭州市妇产科医院，除产科、麻醉科以外的其他专科较难保证24小时值班，如遇夜间紧急救治，可能会有超时的情况发生。“院内曾有测算，产科、麻醉科到位时间在5分钟左右，而其他专科略迟一些。”柴芸介绍。
这项指标的计算方法是抽查部分人员取平均值。在柴芸看来，这提示，一方面需要提升产科救治能力，为其他专科到位争取时间；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快速反应团队的组织调度，通过优化排班等方式，缩短其他专科反应时间。
同为专科医院，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依靠亚专科建设解题。自2018年以来，该院陆续开设胎儿医学、内分泌代谢、子痫前期、胎盘疾病、早产防治、产科危重症等多个亚专科，基本覆盖常见的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对于市、县级助产机构，进一步细分亚专科较难实现。因此，作为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我们通过国家‘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为下级医疗机构提供远程技术支持。去年，在我们参与救治的危重孕产妇中，有1/4是通过远程技术指导实现的。”该院产科主任曾晓明说。
曾晓明认为，同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之间也需加强合作，尤其是专科医院要与综合性医院形成横向联动。“比如，我们与同为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立紧密联系，如遇较难处理的突发情况，对方医务人员20分钟内就能到达救治现场。”曾晓明介绍。
综合性医院专科力量相对均衡，许洪梅则更关注“巨大儿发生率”。“巨大儿主要因孕产妇营养过剩、合并糖尿病等引起，常需施行剖宫产，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危及孕产妇的健康和生命。”许洪梅告诉记者，从科室月报表来看，这个数字为8%~9%，距离第9版《妇产科学》中提出的7%的要求尚有差距。
许洪梅的担忧具有普遍性。自2016年以来，北京市卫生健康部门在全市实施孕产期营养保健服务提升行动，要求助产机构都设立孕期营养门诊。在此基础上，作为区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北京丰台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了更为紧密的联动。
“孕期营养摄入，不只是孕产妇一个人的问题，需要全家动员。”许洪梅介绍，北京丰台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开设体验式课堂，要求家中的“主厨”到场，共同接受孕期营养指导，力求将巨大儿发生率降至合理水平。
这种紧密联动已从社区深入到家庭。“保障母婴安全，需在孕期加强对高危孕产妇的全程管理，减少急诊急救的发生。”许洪梅说，二胎、三胎妈妈增多后，孩子妈妈因忙于照顾“大宝”而疏于围产保健。来北京丰台医院就诊的一名高危孕产妇患有妊娠高血压，需要住院治疗，但这名孕产妇却希望回家调整血压，便于照顾“大宝”。
“结合北京市所建立的高危孕产妇入户追访制度，我们安排这名孕产妇在医院产科门诊就诊，为她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并由一名固定的产科医生负责其围产保健。”许洪梅说，与此同时，该院将其情况上报至区产科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由办公室协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入户监测她的血压变化；当血压波动异常时，就视情况从家中转回医院接受治疗，以此落实“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
科学客观公正评估
拓展应用价值
根据《方案》，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进行自我评估，对辖区内地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进行评估，以此类推，直至县级。
曾晓明参与了地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的评估工作。他表示，由于出生率下降，部分助产机构接诊危重孕产妇的概率相应降低，年轻医务人员对救治技术和流程难免生疏。为此，该省计划依托国家“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开展更多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我们曾将收治的临床案例编制成一本产科危重症救治手册供下级助产机构参考，未来将不断更新案例内容，丰富这本工具书。”曾晓明说。
为使评估结果的认可度更高，浙江省将评估工作交由浙江省妇幼和生殖保健中心开展。“中心不从事具体的医疗工作，相对而言，给出的评估结果更为客观、公正；与此同时，发挥自身的专家资源优势，也能对评估结果的科学应用提出专业性建议。”浙江省妇幼和生殖保健中心主任许凌介绍，该中心根据《方案》，结合浙江省实际，正在协助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制定更为细致的指标要求。
“不同层级的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评估重点有所侧重。”许凌说，对于省、市一级，评估重点在于与外院转入孕产妇有关的指标，以及责任片区业务指导频次，需要关注其辐射作用是否发挥到位；对于县一级，评估重点在于与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评估有关的指标，由于评估准确性直接影响后续救治，需要关注其基础作用是否发挥到位。
当然，评估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对评估结果的科学应用。
在许凌看来，这份评估结果有多重应用价值。其一，便于对各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设置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更多地将救治能力较强的综合性医院纳入进来，调动其相关专科力量，提升辖区内危重孕产妇救治水平；另一方面，对评估结果不理想的救治中心提出限期整改。其二，便于对产科资源分布有全局性判断，进而缩小城乡、地区间差异。
对于助产机构而言，此轮评估也是一次有效反馈。柴芸说，因为出生率下降，外界可能认为多数产科变得相对“清闲”。经此轮评估，尤其是当“年分娩量产科医师配比”“年分娩量助产士配比”等指标收集和汇总后，将有助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产科的现状有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把握不同层级助产机构之间的差异性，作为规划产科人员配置的依据。
来源：健康报新闻频道
三、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上海市政府在沪签署新一轮委市合作协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5月15日）在沪签署新一轮委市合作协议。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雷海潮举行座谈。
深化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务实合作，在提升医疗服务能级、扩大医疗领域开放、深化医学科技创新等方面同心协力、同向发力、同题共答，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上海的更大贡献
陈吉宁、龚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长期以来对上海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和帮助。陈吉宁指出，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支持指导下，上海近年来不断强化临床研究体系建设，加快创新药械入院应用，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持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希望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深化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务实合作，在提升医疗服务能级、扩大医疗领域开放、深化医学科技创新等方面同心协力、同向发力、同题共答，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上海的更大贡献。
推动委市共建协议各项措施切实落地，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以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雷海潮指出，委市共建协议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希望上海市以更高标准推进基层卫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推进医药科技创新，扩大医疗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工作，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区域整体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上海市共同努力，推动委市共建协议各项措施切实落地，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以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雷海潮、龚正出席签约活动，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市领导李政、陈宇剑参加相关活动。
根据委市2024-2027年度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完善合作机制，进一步支持在沪委属（管）医院建设及国家疾控局直属单位建设，支持上海公立医院、临床研究体系、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等，促进上海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上海发布
四、宇宙第一大药厂走下神坛
没有人质疑辉瑞转身的决心。但这个转身，实在比预想的要漫长许多。
月初，公司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报：营收148.79亿美元，同比下降20%，净利润31.15亿美元，同比下降44%，原因主要在于新冠疫苗Comirnaty和口服药Paxlovid销量继续锐减。
而公司在几年前就大举投入的新业务，回报还未有明显成效。非COVID产品的营业销售额增长11%左右。其中，肿瘤药收入同比增长19%，主要由三款产品贡献：ALK/ROS1抑制剂劳拉替尼、雄激素受体抑制剂恩杂鲁胺，以及收购Seagen得来的Nectin-4 ADC维恩妥尤单抗。
花了大力气和大价钱收购来的Seagen业务进展并不如预期顺利。
3月，辉瑞取消了原定耗资3.5亿美元，占地27万平方英尺的Seagen新厂建造计划，这也属于公司“35亿美元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430亿美元可以让辉瑞吃下一家肿瘤细分领域Biotech。但如果要完全消化，就不能在后续的研发支持上、在商业化的搭桥铺路上掉链子。而在这些方面，即使是曾经的宇宙第一大厂，也还没能证明自己。
辉瑞的肿瘤研发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早在2015年，公司就通过Ibrance这款First in Class发力跻身肿瘤头部玩家，但也许是CDK4/6抑制剂这个赛道过于细分，它除了纯粹的财务贡献之外，并没有带领起辉瑞在整个乳腺癌或是整个泛肿瘤赛道产生联动。
而与之相对应的、几乎同时获批的K药，则因其机理原因，在各种适应证里披荆斩棘。
因此，九年过去了，当K药已经成为年销售额250亿美元的药王，肿瘤赛道的玩家已经来来去去换过了好几轮，Ibrance依然顶着专利悬崖和业绩下滑的压力，苦苦扛着辉瑞肿瘤部门的大梁。无法否认，辉瑞在肿瘤业务的发展和扩张上，存在速度上的问题。
公司高层将这种重磅单品的失速落后归咎于资源的分散。
为此，辉瑞在近几年不断尝试从总部到各区域的人事重组。从2019年开始，公司就开始剥离非专利产品和仿制药业务，并从2021年开始，在中国区重新设立六大部门，希望能在主营业务上做到精简高效。
据辉瑞前员工林拓（化名）回忆，2021年是“感觉到变化”的一年。“很多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人都走了，很多后来去了国内的biotech，”他说，“主要因为一些老品种在进入集采后带来了很大的盈利压力，让总部决定调整市场重心。”
但瘦身并不一定会带来提速。直到2023年，辉瑞的研发投入占比为18.2%，而对于同样在肿瘤上发力的默沙东，这个数字是50.8%。
作为一家已经习惯了通过大型并购维持规模增长的企业，辉瑞的内部研发能力却一直没能得到同等程度的磨练。公司平均每项专利消耗的研发费用，都远高于默沙东、礼来等同行公司。四月，受成本削减计划影响，公司的合作创新部门CTI关闭，无疑让本就不算丰满的研发板块又缺了一角。
所有MNC都需要应付专利到期的车轮战。但对于一家目标于创新的公司，产品更新靠钱来解决的模式，一定不会是长久之计。
▍并购的影响
2000年，辉瑞以9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华纳兰伯特。通过这笔交易，辉瑞将降脂药物立普妥收入囊中。这是世界上首款销售额破百亿美元的药物，在靶向药时代到来前稳居药王宝座，也把辉瑞推向了宇宙大药厂的位置上。
这笔交易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型制药企业向上发展的模板。
2010年后，大体量的并购案频繁出现。2010，诺华410亿美元收购爱尔康；2019年，艾伯维630亿美元收购艾尔建；2023年，辉瑞430亿美元收购Seagen。
在一般印象里，并购可以快速补齐企业的弱势管线、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让产品间产生1+1大于2的协同效应，但在现实世界中，并购可能会对公司的研发环节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创新需要技术路线的多元化。为了提高试验目标的成功率，应该尽可能尝试多种路线和手段。但有统计显示，2009-2010年间合并后的制药企业多元化水平(parallelism)在14%~19%左右，而礼来则达到了43%~54%。这也是这一期间唯一没有大型并购的企业。
多元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假如一种技术路线受挫，团队可以及时换路。整个管线依然能保留下来，不至于直接砍掉，将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
并购之所以会对技术多元化产生影响，是因为当两家公司重组时会存在业务重叠，企业通常会将这些部分视作资源浪费而被砍掉。
辉瑞也是这样做的：在收购Seagen后，公司似乎完全将信心押注在被引入的新品种上，对之前在ADC领域上仅存的试水项目进行了优化。去年10月，辉瑞暂停了和艾伯维合作的一款针对实体瘤的靶向PTK7的ADC药物开发。
为了还算好看的报表，公司在巨额并购后往往会推出一系列节省开支的举措，不乏以研发为代价。辉瑞前全球研发负责人John L. LaMattina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公司在十年间为了收购了3家大公司和数家小公司，不得不关闭了多个曾开发过重磅药物的研发中心，遣散了数千名研发人员。
这种变化所引发的人才损失以及管理真空，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公司的研发进度。
?较辉瑞在收购惠?合并之前和之后的产品线可以发现，大量二期项目延滞达三年之久，效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那两年公司管理的感觉很混乱。三天两头就传出拆分消息，岗位和部门也是换来换去的。”林拓回忆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辉瑞从惠氏拿到了两款第一代ADC产品，却错过了第二代第三代真正汹涌的大潮。
很少人会否认Seagen和ADC的商业化潜力。但是临时抱佛脚式的收购，总是会以牺牲未来为代价。当年，辉瑞收购惠氏就是为了降低立普妥专利到期后对公司的影响——目的最终达成了，但680亿美元的支出，也让辉瑞与靶向药的黄金时代擦肩而过。
谁也说不准，Seagen会不会是下一个惠氏。就像没人知道行业和ADC的蜜月期还能维持多久。
▍跟随者
直到去年年末，辉瑞才将肿瘤赛道定位成未来的主要增长点。
公司的目标是到2030年至少拥有8种重磅抗癌药物，届时预期收购Seagen带来的产品将带来100亿美元的额外年收入。
而在此之前，新冠期间暴富的辉瑞只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利用这段时间的现金优势，在一两年内尽可能多得推出药物，预计产生200亿美元左右的销售额。到2030年，非COVID药品在乐观情况下可以创收840亿美元。
在如此之大的业绩压力下，辉瑞开启了疯狂购买模式。2022年，辉瑞以总计243.2亿美元的成交总额成为行业内最大买手，但购买方向呈现碎片化。
2022年3月，辉瑞完成以67亿美元收购Arena所有流通股票。Arena的重磅药物是S1P受体调控剂etrasimod，目前在多个自身免疫疾病的二三期临床研究阶段，于去年10月被FDA获批上市。
自免从来不是辉瑞的强项。
但修美乐的落幕，刺激了众多新靶点自免药快速崛起，让2022年成为自免领域的大年。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上，艾伯维已经有一款已经上市的口服JAK1抑制剂Rinvoq，而且卖得还不错，在当年的年销售额为25.2亿美元。去年8月，艾伯维又提交了另一款药Skyrizi用于治疗UC的新适应症申请。
同样作为“后来者”的入局，还有同年10月，辉瑞以116亿美元完成了对Biohaven的收购。通过此次收购，辉瑞获得了用于治疗偏头痛的CGRP类药物Nurtec、zavegepant以及其他用于治疗强迫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和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疾病的后期资产。
此前，大家都以为辉瑞已经放弃了在神经类疾病上的投入。2018年，辉瑞宣布剥离8条处于I/II期和临床前阶段的神经疾病项目，这也是当年辉瑞管线中占比第3高的疾病领域，其中包括对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的新药开发。
本来在同类药物里，也有艾伯维的两款产品珠玉在前，但辉瑞的跟随策略却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由于Nurtec服药可以不用喝水，同时有预防效果，因此上市第二年销售额便从0.64亿美元飙升到4.63亿美元，冲破了同类产品对其的围堵。
以上可见，辉瑞在业务拓展的偏好上，很少倾向first-in-class产品。
在一些潜力巨大但前景不明的领域，公司总是知难而退，由此很好地保留了实力，但相对地也形成了缺乏长性的特点。公司过硬的销售能力可以让一款“后发”产品打进市场，但因为缺少突破性，缺少真正挑大梁的药品。
公司的肿瘤业务也是这样。2016年，辉瑞以140亿美元，即市值的近1.2倍收购抗癌药生产商Medivation公司，并将其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重磅产品Xtandi收入囊中。多年以来，这款药物一直兢兢业业地为业绩贡献增长，在2021年销售收入增至12亿美元，在近两年开始增速放缓。
按照一般的并购套路，辉瑞早在8年前，就应该借着Medivation点开泌尿生殖肿瘤的技能树。但事实上，相关业务并没有立即得到开展，直到去年公司通过收购Seagen拿到了治疗尿路上皮癌药物Padcev，才逐步公布了一系列围绕泌尿生殖肿瘤的研发计划，算是曾经搁置的任务捡了回来。
在某种程度上，辉瑞在业务方向上的不连贯性，使得其在超级重磅药品的研发上总是差了一口气。
▍从慢病到肿瘤
辉瑞的基因源自于慢病用药，如今公司铆足了劲押注肿瘤，这对其整体的运营能力重新提出了考验。
辉瑞的很多历史性大药都是靠营销逆袭的。
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立普妥。拿中国市场举例，此前，同类的洛伐他汀已经上市10年了。为了尽快赶超，辉瑞在药品上市前就已经提前培训了2000多名销售代表。在完成并购后，公司通过培训营集训了1.3万名销售代表，形成了压倒式的销售网络。
但如今，曾经靠个人素质和团队数量的战术已经行不通了。
“之前我们做的很多都是慢病，医生可以通过长时期的观察、随访，对比出不同药之间的效果和特点。”林拓说，“但是像肿瘤这样的疾病，进展一般很快，医生开药都会格外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专业地介绍产品本身优点，就不够了。”
以立普妥为代表的化学药结构相对简单，技术相对更加稳定，市场认知度也更高。这也意味着，化学药的销售门槛更低，成本需求更少。而相对地，如今辉瑞想要靠拢的生物药赛道，无论是销售人才成本还是市场教育成本而言，都要更多一些。
当然，更简单的方式是让药本身的临床数据说话。但这也意味着：辉瑞应该停止过度依赖外部研发，反思市场收效甚微的fast-follow模式，让自己的研发能力尽早匹配上并购的速度。
来源：深蓝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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