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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的召开，一场针对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反腐风暴已然拉开序幕。
从卫健委、医保局等相关法律修正上，可以看出此次医疗领域的反腐力度超出以往任何一次。
今年7月15日，医保局等发布《2023年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的通知》，选定医学影像检查、临床检验、康复三个领域作为检查重点。检查范围为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医保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7月21日，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处腐败；针对医药领域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7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已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7条，其中包括“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情形，从重处罚。
在医药领域，有了更具行业特色的部署。
8月7日，上海市卫健委印发通知，部署《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通知》明确：关注新型、隐蔽的，以“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摊派，为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违规接受捐赠资助等问题。
《通知》一出，医药界更是风声鹤唳。一时间各地大量学术会议被暂停或延期。
同样在8月7日，中纪委官网刊发《深度关注 | 精准惩治单位行贿》的一文，矛头直指医药行业的单位行贿问题。这也是首次“单位行贿”被重新界定。
除此之外，相关执法方案仍在紧锣密鼓出台。那么，后续学术推广如何做？讲课费多少算合规？药代还要不要为“单位行贿”背黑锅？反腐常态化下，医药产业未来走向如何？
1、积极鼓励开展合规学术会议，但“合规”定义仍然模糊
事实上，正常的学术会议是一种促进医学专家之间学术交流的必要手段，是医生们医疗信息交流、新知识传播、医学疑难问题商讨的平台，是促进医生技能提高的一部分，也是药企与医生分享新药研究成果的主要途径。在美国，各种大型的学术会议一般都是由专科的学术组织举办的，经费来源于开会的注册费，部分协会会接受一些药企的赞助，形式往往是出售宣传摊位、提供场地租金、开会材料等，基本不涉及现金，也很少有产品导向性的发言。
在国内，企业赞助学术会议的风气就是从国外学习而来。按照规定，医生只接受最基本的学术会议服务。如2017年，河南郑州卫计委曾发文，严禁医院和医生参与医药企业提供的参观、旅游考察和会议研讨等活动。
尽管国内有明确规定，但鉴于国内医药行业的特殊情况，学术会议是“带金销售”进化后的方式，很多医药企业假借赞助学术会议的名义，对医疗机构进行不法利益输送，以此来达到提高药品或药械市场销量的目的。比如，医药企业将会议地点定为风景旅游城市、为参会医生安排参会地旅游服务、为参会医生报销各种费用：如会务费、推广费、咨询费等等，以此为参会医生输送不正当利益。
随着医药反腐的持续进行，近期多个学术会议发布暂停、延期通知。对于医学会议能否召开的问题，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问答》有了明确态度：“医药行业的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促进医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开展的学术会议和正常医学活动是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的。”
也就是说，需要整治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编造虚假学术会议的名头，进行违法违规利益输送，或者违规将学术会议赞助费私分的不法行为。通告发布后，此前部分暂停、延期的合规学术推广工作重新运行，也让医药行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只是，到底如何界定合规学术会议和“腐败的”学术会议，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2、“讲课费”领多少合规？
讲课费，从药企角度，中性地说，可以被视作药企给医生发放的产品推广费。一般以“交流会”的名义，面向院内不同科室或不同医院的医生进行，主讲医生会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介绍药企的新药。
在美国2010年通过的《医生报酬阳光法案》中规定，医生参加企业资助的学术活动，需要公开申报。在演讲的PPT中需要列明与哪些药企有联系，具体承担了哪些工作。而且医生与药企之间单笔支付价值超过10美元，都需要上报，如果违反，会受到处罚。
在国内，很多药企之前参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规定，给医生、专家讲课费的标准是：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不超过500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不超1000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1500元。参训人员每人每天不超过760元。而国家民政部制定的专家咨询的支付标准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1500—2400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900—1500元/人天（税后）。
去年，新版《RDPAC行业行为准则》发布，特别提出，在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医学互动交流活动中，用于招待的支出按当地标准应当是中等适度和合理的，具体为每人每餐不超过人民币300元。
不过关于“讲课费”的具体规定，目前并未出现在任何一部法律或法规中。
3、首次界定“单位受贿”
医药代表由跨国药企带入中国，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其纳入，定义是“代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
2020年9月，国家药监局颁发了《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医药代表必须接受相关的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符合要求的医药代表院内接待流程，确保医药代表的院内行为有记录、可监控、能公开。
尽管如此，在业绩指标压力下，部分医药代表不惜铤而走险，现实中“带金销售”一度成为“医药代表”的标签。
一直以来，药企一般将行贿推给医药代表个人，以保证公司表面上的“合规”。甚至有药企强行要求医药代表签署承诺书：在履职期间如发生任何行贿行为，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并接受公司依据相关管理制度作出的全部处理。这样一来，违规、违反市场交易的行为风险全部推到药代身上。这种对企业而言低成本的处理方式，也是医药领域行贿受贿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8月7日中纪委官网发布的《深度关注｜精准惩治单位行贿》一文中，在行贿犯罪行为的区分认定及量罪定刑上提出了进一步规范，并且通过详实的案例进一步强调“准确区分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必须结合单位性质、组织管理机制、行贿资金来源、犯罪收益归属等综合判断。”
单位行贿是指以单位名义、按一定规则、以回扣和手续费等形式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只要行贿行为单位领导班子知情并默许，行贿所谋取的利益，即使行贿资金由个人垫付，也应认定是单位行贿。
这样随着政策合规监管不断升级，药企再想通过“甩锅”将违法违规行为推给医药代表个人，这种模式将很难再走通。
4、医药反腐常态化下医药产业未来走向如何？
行业人士表示，本次医药反腐最终会建立长效机制，促使行业重新建立秩序。首先药企的“营销费用”结构将会发生改变；其次“带金销售”消失后，药物进入医院也将变得更公平。为了维系产品竞争地位，在销售费用这条路走不通后，药企只能从源头创新来寻找突围方向。在产业逻辑重塑后，创新药投入回报率提升，产业与资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投资者将更加重视公司管线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眼下的利润。
总之，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在两票制、医药代表备案制、国家集采方式改革等政策的合力作用下，药企不合规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窄。医药行业也将迎来一波出清，公平竞争的时代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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